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中国的山河即刻笼罩在内战的阴云之下。彼时的西南边陲，云南这片土地，也随之被卷入了新旧力量激烈角逐的旋涡。这是一场复杂的棋局，中央集权意志、地方割据传统与日渐高涨的民主呼声交织，共同决定着云南的未来走向。

一个长期相对独立的省份，其命运在此刻充满了变数。在强权政治的重压、军事对抗的硝烟以及地方势力自保的多重张力下，云南踏上了一条崎岖的解放之路。这段历史并非单一力量的推演，而是多方势力博弈与融合的真实写照。

魔爪深入五华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抗战终于胜利。全国上下都渴望着和平的到来，希望国家能够早日重建。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固守一党专政的立场，无视人民呼声，一心筹谋发动内战。

面对昆明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心生忧虑，认为这股力量必须加以镇压。同时，他也急于剪除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以巩固其后方基地。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调虎离山”之计。他命令长期掌控滇军的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主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方便他趁机拔除龙云这位云南地方领袖。

当时，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已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的阴谋。华岗、张文澄、宁坚、朱家壁、周新民等中共地下党员，曾多次向龙云发出警示，提醒他务必防备蒋介石的险恶用心。

然而，龙云却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他抱持着趁机扩充自身实力的想法，认为此次赴越受降是壮大滇军的机会，因而放松了警惕。他的疏忽，给了蒋介石可乘之机。

10月3日，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奉蒋介石指示，突然指挥部队发动军事政变，迅疾控制了昆明全城。政变顺利完成，蒋介石随即解除龙云的全部职务，并将其挟持至重庆。

龙云被解除兵权后，蒋介石立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尽管卢汉当时仍在越南未能就职。他同时指派投靠国民党中央的李宗黄代理省主席一职。

为了实现对云南的直接控制，蒋介石还设立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并任命其亲信关麟征为总司令。至此，一套完全由蒋介石直接掌握的党政军体系，在云南正式建立起来。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云南打造成为其发动全面内战的稳定后方基地。通过武力清除地方势力，他试图彻底掌控云南，以便镇压当地的民主运动。

空头主席的困境

卢汉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时，他仍在越南履行受降任务。当他率部回到云南时，才发现自己虽有主席之名，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蒋介石早已通过设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并派遣大量亲信将领、嫡系部队、特务以及宪兵驻守昆明，全面架空了卢汉的军政实权。卢汉对此深感不满，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尽管内心挣扎，卢汉此时却选择了暂时性的委曲求全。他表面上宣称“一切服从中央”，以此来规避蒋介石的猜忌，但内心的不满和防范并未消减。

在卢汉不在昆明期间，代理省主席李宗黄勾结关麟征等人，在云南推行高压政策，实行法西斯式统治。他们安插特务，对民众进行严密清查，并实施新闻检查。

这一时期，大量学生和各界人士遭到逮捕，社会气氛压抑。同时，李宗黄还进行经济上的残酷搜刮，使得云南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

昆明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浪潮日渐高涨。然而，国民党政府却以血腥镇压回应，导致了1945年12月1日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强烈谴责，社会各界纷纷掀起驱逐李宗黄的浪潮。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将李宗黄调离云南。

李宗黄的离任，为卢汉回昆就任省主席提供了契机。1945年12月，卢汉正式回到昆明，并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然而，蒋介石并未放弃彻底消灭云南地方势力的计划。

到了1946年初，蒋介石决定进一步削弱卢汉的实力。他将滇军主力——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的八个师，由孙渡率领，悉数调往东北战场。

这支曾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滇军，被当作内战的炮灰，企图借解放军之手将其彻底消灭。至此，卢汉手中的兵权几乎被彻底剥夺，仅带回一个警卫营。

昆明城头换新颜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主力部队几乎被全歼，其政权摇摇欲坠。

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随即渡过长江。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覆灭。此后，解放军继续势如破竹地向全国各地进军，其中包括西南地区。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朱德总司令随即命令人民解放军，继续肃清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残余武装力量。

在全国解放大势之下，身处云南的卢汉也面临着历史的抉择。他长期对蒋介石的猜忌与削弱心怀不满，且亲身体验了国民党统治的不得人心。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审时度势，毅然率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和所部起义。他的行动得到了“边纵”部队以及省内各专县政权和地方部队的积极响应。

同时，驻昆明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也跟随卢汉的起义。这一壮举，标志着云南人民走向解放的关键一步。

然而，并非所有国民党军队都选择起义。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以及宪兵团等部队拒绝投诚，并奉蒋介石的命令，悍然向昆明发起进攻。

12月17日，昆明保卫战全面打响，战火在昆明的东郊和南郊蔓延。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甚至扬言要“填平滇池”，以示其攻占昆明的决心。

面对危局，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根据卢汉的要求，迅速通知“边纵”部队指挥朱家璧，率部驰援昆明。

“边纵”部队在昆明外围对敌军侧翼和后方展开攻击，有效迟滞并牵制了敌军的攻势，为昆明城内的起义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还领导全市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持起义部队。他们成立了“昆明义勇自卫总队”，迅速调集武装群众三千多人。

这支“义勇自卫总队”不仅负责维护市区治安，还直接投入到保卫昆明的战斗中。军民一心，共同捍卫着新生的胜利果实。

12月18日，卢汉紧急向远方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报告了昆明的战况，并请求解放军迅速增援。

第二天，即12月19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复电卢汉，明确告知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快速向云南挺进，预示着援军即将抵达。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9师乘汽车疾速驰援昆明。他们抵达后迅速歼灭了阻碍前进的敌军，并快速逼近昆明市区。

国民党军队见解放军大军压境，唯恐被围歼，遂放弃了攻占昆明的企图，仓皇南撤。至此，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昆明城成功回到人民手中。

滇南烽火熄

昆明起义失败后，蒋介石仍不甘心。他企图将残留在滇南地区的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残部，通过空运的方式撤退至台湾，以保存反动实力。

然而，人民解放军并未给敌人喘息的机会。1950年1月15日至16日，解放军野战军对蒙自机场和县城实施了奇袭。

此次突袭成功切断了敌军通过空路外逃的通道，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空运计划。敌军陷入绝境，无路可逃。

1月17日，解放军乘胜追击，解放了重要的锡城个旧。随后，解放军在建水、开远、石屏等地取得了围歼国民党残部的胜利。

在元江地区，解放军更是全歼了国民党第42师，并成功俘虏了敌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彻底瓦解了该地区的敌军抵抗。

2月17日夜，在“边纵”部队和当地傣族群众的鼎力支持下，解放军攻占了中缅边境重镇南峤（今勐海），歼灭敌军700多人。

2月19日，人民解放军抵达中缅边境的打洛镇，标志着历时55天的滇南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军共歼灭敌军32000余人。

滇南战役的全面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并妄图“重整西南河山”的迷梦，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在云南的残余势力。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率领部队，以及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浩浩荡荡开进昆明。

卢汉率领省政府的军政人员在东郊迎候，昆明全城人民以无比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气氛。

2月22日，昆明市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陈赓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肯定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明领导。

他还充分赞扬了云南人民的积极参与，以及中共云南地方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边纵”的贡献。同时，陈赓也肯定了卢汉将军所部起义的历史性意义。

2月24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市隆重召开。会上，陈赓庄严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宣告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正式成立。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2000年1月17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最终确定1950年2月24日为“云南解放日”。

笔者以为

云南的解放，远不止是一场简单的军事行动胜利。它更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博弈的生动缩影。

这段历史清晰地揭示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抗战胜利后试图强力集权的失败。其压制民主、罔顾民意的独裁政策，最终导致地方势力离心，民心尽失。

同时，以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夹缝中寻求生存，最终审时度势，毅然选择起义，成为云南和平解放的关键。

这背后，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地方武装以及军事上的长期耕耘与精准部署。中共的战略智慧与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共同促成了云南的顺利过渡。

因此，云南的解放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人心向背和战略智慧的深刻较量。云南的经验表明，新中国的建立，是人民意愿、地方力量与革命洪流合力推动的必然结果。

它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幅多元力量交织、共同铸就历史进程的宏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