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广阔的领土，无疑是依靠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掠夺而来的。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扩张史。每一寸通过侵略得到的土地，都浸透了周边国家与民族民众的血泪。

早在1643—1646年，文官瓦西里·波雅科夫就率兵对黑龙江流域展开了武装入侵。在1650—1653年，哈巴罗夫匪帮第二次侵略黑龙江。雅克萨之战结束后，中俄双方在1689年签署了基本平等的《尼布楚条约》。

时光荏苒，进入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已经明晰的中国领土遭遇到了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

而在这些国家当中，“下手”最狠、用心最险恶的，无疑是沙俄。

乾隆五年（1740），清廷先后颁布了对奉天以及吉林等地的“封禁令”。

至于具体原因，《柳边纪略》指出，“（当时）采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岁不下万余人”。

乾隆推行的封禁政策，为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严格恪守，并不断具体化、细节化。可即便如此，官方依然无法做到“全面封禁”。

进入19世纪以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以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规模庞大的关内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越过长城走辽西进入东北。资料显示，光是吉林的人口数量，在1800—1850年期间就翻了一番。

可即便如此，清朝的统治者们依然寻求继续维持东北地区的“满洲特色”。于是，他们制定了一项针对满洲旗人的移民政策。

1812年，一批贫困的满洲旗人被迁徙至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军垦区。1842年，清廷开始充分贯彻这一决定，特意为他们准备了耕地，准许他们免税五年。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措施对加强边境的“满洲特色”几乎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大批来自内地的汉人纷纷涌进吉林和黑龙江境内，在未设防的领土上定居下来。

汉人移民们要么从旗人与分散的部落民手中购买可耕地，从事农业生产；要么涉足渔猎行业，与当地人展开竞争；要么到处经商，发展贸易，即便有些人没有得到官方批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从事鸦片贸易，或兴办高粱酿酒厂，给这一时期的东北人——无论他是满人还是汉人——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机会。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汉族的士绅阶级也越来越有存在感。有观点认为，这些人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地居民的贫困。

因为在这一时期，只有分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数可谓少之又少。

进入18世纪以后，沙俄已经稳步增强了自身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地位，并将触角伸向了东北境内。

早在1738—1739年间，沙俄探险家们就对黑龙江进行了两次勘探。

1741年，历史学家缪勒曾向政府建议，“利用黑龙江航线作为向堪察加提供给养的手段是可取的”。5年之后，沙俄探险家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更是力促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一个港口。

1753年，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亚特列夫再度重申了上述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提议一度获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浓厚兴趣。不过话说回来，1787年和1797年的两次航行经历，使得当时的俄罗斯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黑龙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

进入19世纪以后，两个俄国人曾调查了直至阿尔巴津的河流区，俄美贸易公司也表现出了对黑龙江的浓厚兴趣。

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黑龙江不能通行”的错误观念一直没有“纠正”过来。

大约在1819年左右，沙俄派遣季姆科夫斯基护送第十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他的任务主要有两个。其一，购买带有详细注释的中国地图；其二，与理藩院展开谈判，尽可能尝试了解取得黑龙江通航权的可能性。

1825年，英俄两国签订《圣彼得堡条约》，确定了两国的北美边界。这就意味着，沙俄不得不主动放弃在北美进一步南下扩张。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黑龙江以北的清朝领土上面。

1832年，俄军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确定格尔必齐河——源出外兴安岭，黑龙江北源石勒喀河左岸支流，南流注入石勒喀河——下游边界标界的确切位置。

1840年，沙俄外交部试图通过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与清政府讨论“黑龙江通航问题”，但是清廷坚持《尼布楚条约》的立场。

驻防的吉林与黑龙江将军，本就对边境开发事务知之甚少，而清廷依然延续限制汉民迁居的政策，致使北疆防务形同虚设。

反倒是日本政府敏锐察觉察到了沙俄在东西伯利亚扩张的潜在威胁——早在1809年，他们便派遣谍报人员深入调查，确认沙俄势力已渗透至库页岛及黑龙江流域。

与欧美的对华海运相比，西伯利亚的陆路运输所耗费的成本显然更高。因此，恰克图贸易逐渐收缩为了中国与西伯利亚地区之间的区域性交易。

可即便如此，对于西伯利亚而言，发展对华贸易依然意义重大。因为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扩张，都迫切需要对外贸易的大力推动，而开发西伯利亚商贸与工业潜力的关键正是黑龙江。

1844年，沙俄科学院院士冯·米登多夫对黑龙江地区展开了勘探。1846年，沙俄又秘密侦察了黑龙江河口，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847年，沙俄向清廷提出了新增三个贸易口岸的要求，但惨遭拒绝。

作为对比，时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积极推动着对黑龙江流域的勘探工作。

当然，这里面既有开发西伯利亚的经济目的，也有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因为英国人一直对俄属远东地区虎视眈眈。

1849年，穆拉维约夫派遣涅维尔斯科伊勘察库页岛北部、海峡通道以及黑龙江三角洲与河口情况。很快，涅维尔斯科伊带回来了三个好消息。

首先，黑龙江具备通航条件，库页岛为岛屿而非半岛；其次，沿途未发现清军驻防，由此可以推断，清廷对当地并未实施有效管辖；第三，黑龙江下游居民普遍不认为自己是清朝属民，而清廷也一直对他们持敌视态度。

英、法、美等国的船只在勘察加近海以及鄂霍次克海频繁出没，进一步刺激了沙俄对控制黑龙江的迫切感。

穆拉维约夫不仅极力主张，“谁掌控黑龙江河口，谁就将主宰西伯利亚，影响力至少可远抵贝加尔湖一带”，还同时发出警告称，“若英国人夺取该河口及库页岛，帝国恐将丧失整个东西伯利亚”。

外交大臣涅瑟尔罗德和财政大臣弗隆钦科等人则认为，倘若此时出兵远东，可能会分散在欧洲的精力，但穆拉维约夫的主张还是占据了上风。

1850年，由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第二支勘察队开启了新的勘察行动。当然，本次行动是秘密进行的，清廷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先在黑龙江河口以北建立了彼得罗夫斯克冬季哨所（在俄语中，“斯克”有“城市”之意），不久又在上游建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尼古拉耶夫”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而这明显违背了《尼布楚条约》。

但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沙俄军旗在这些哨所的缓缓升起，代表着俄罗斯人正式深入到了黑龙江流域。

涅维尔斯科伊的行动在传到圣彼得堡后，一度在军政界引发了巨大争议。

而就在这一节骨眼上，沙皇尼古拉一世主动站了出来。他宣称，“俄国的旗帜在任何地方一经升起，就绝不容落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即位之前，就曾发誓“要实现高祖父和祖母的遗愿，收复黑龙江”。

随后，沙俄政府宣布将尼古拉耶夫斯克作为俄美贸易公司的据点，迁入少量移民并修筑了防御工事。为使其军事存在合法化，沙俄外交部向理藩院发出照会，以“外国船舰威胁黑龙江河口”为由提议共同防卫，但这一试探未获任何回应。

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后，沙俄充分认识到了远东地区日益凸显的战略价值。而美国捕鲸船在鄂霍次克海频繁出没，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人的焦虑情绪。

因此，他们在完成了对黑龙江以北领土的详细勘探后，决定迫使清朝割让自布列亚河（黑龙江左岸第二大支流）至黑龙江河口的广大地区。

很快，沙俄再度向清廷递交照会，要求重新勘定两国边界，但也宣称《尼布楚条约》的条款依然有效。不久，清廷同意在次年（即1854年）春季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

为了强化自身立场，沙俄在谈判前采取了多路推进的策略：

首先，在库页岛对岸的鞑靼海峡沿岸，先后设立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哨所和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哨所，同时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上游约150英里处建立了马里因斯克据点，从而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链。

其次，沙俄通过外交手段向清廷施压，要求后者开放《南京条约》所定口岸的对俄贸易。

在得知中俄即将勘划东北边界的消息后，刚从欧洲回国的穆拉维约夫大为恼火，要求尽快终止这一工作。

原因很简单，面对英国海军的压倒性优势，“帝国必须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态度，否则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将会被英国人夺取”。

就在这一“紧要关头”，穆拉维约夫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大司祭鲍乃迪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后者向他表示，清廷内部已有声音主张，“将黑龙江北岸让予沙俄”，理由是“这些地区按照传统本应归属俄国人，而非满洲人”。

不得不说，这一情报令沙俄政府备受鼓舞。他们推测，“清廷大概率不会反对俄方使用黑龙江，因为这会帮助抵御英国等外国的侵犯”。

1854年，穆拉维约夫以“防卫库页岛和黑龙江三角洲”为名，派出了一支军事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同时照会理藩院，称因沙俄正与英法两国交战，此次行动是“为了保护黑龙江及沿海地区免遭敌人的武装攻击”。

以往，驻守黑龙江与吉林的清军兵力均超过万余人。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廷抽调了大批边防部队平叛，致使黑龙江下游及东北其他地区的防御力量严重削弱，已无法有效阻止穆拉维约夫的军事推进。

就拿瑷珲来说，当地守军合计仅有千余人左右，装备极其简陋。据说，士兵大多手持顶端涂黑的长杆充作长矛，少数人配备有火绳枪，多数人依然背负着弓箭，数门粗糙的火炮架设在简陋不堪的大车上。

见理藩院迟迟未给予答复，穆拉维约夫干脆率军顺黑龙江进一步而下。正如其预料到的那样，一行人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实际上，等到清廷察觉俄罗斯人已在黑龙江下游建立定居点时，依然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处理方案。黑龙江将军英隆曾提议，可以通过汉民实边的方式阻止俄罗斯人的蚕食，但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

在1854—1855年间，英法联军对沙俄远东据点展开了牵制性攻击，先后企图登陆堪察加东南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及阿扬湾，这无疑印证了穆拉维约夫此前对英国扩张的警告。

因此，穆拉维约夫在进一步强化黑龙江各要塞防御的同时，向清廷传递消息称，俄军已经击退了英法进攻，并计划派遣第二支远征军深入黑龙江下游予以阻截。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他指称英方正在广州等地向太平军提供军火。

鉴于这一情报与清政府收到的其他关于英法支持叛乱者的报告相互印证，从而引起了官方的高度警觉。

清廷虽对穆拉维约夫的军事行动提出了严正抗议，同时援引《尼布楚条约》要求明确边界，但当时国内叛乱四起，八旗军力衰微，已无力阻挡俄军推进。于是，穆拉维约夫的远征部队沿黑龙江顺流而下，依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值得玩味的是，瑷珲当地的大小官员们，还以提供补给、马匹和向导的方式，协助俄军调动，同时宣称分文不取（因为这不符合官方的定例）。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几乎都坦然收受了俄罗斯人的贿赂。

1854年春，中俄两国的划界代表团在马里因斯克据点展开了会晤。穆拉维约夫率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清朝应该割让黑龙江左岸予沙俄；第二，沙俄保留所有新开辟的殖民地，同时享有黑龙江航行权；第三，把受影响的清朝臣民们移往其他地区。

对于上述无理要求，清廷代表们个个目瞪口呆。他们指出，沙俄曾在1853年的照会中承认，黑龙江两岸属于大清领土，并表示须将此事禀报朝廷定夺。

尽管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但穆拉维约夫的“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从1855年春夏两季开始，他先后在黑龙江北岸建立了伊尔库次克村、博戈罗次克、米哈伊洛夫斯克、新米哈伊洛夫斯克、沃斯克列森斯克和一个在马里因斯克据点对面岛屿上的哥萨克村。

因此，他在返回圣彼得堡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授予了他与清政府谈判以及再率领一支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的权限。

坦诚说，站在清朝的立场看，此时的东北据说并不乐观。

鉴于太平军叛乱几乎抽空了中俄边境的八旗官兵，这就使得清朝在与沙俄谈判的过程中，多少有点底气不足。

因为省库空虚，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吉林和黑龙江境内汉人活动的各种限制，这就使得边境盗匪猖獗，社会秩序瓦解。

第三，因为缺乏兵员，政府不得不停止旗兵的狩猎活动；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养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军饷。

不得已，清廷只能取消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才能担任满洲边境将军的规定，并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汉军旗人景淳担任吉林将军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央几乎要负担吉林省4/5和黑龙江全部的行政费用。现如今，中央已不可能再负担这么庞大的支出了。

一开始，户部将贴补吉林和黑龙江的责任分摊给了其他各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措施收效不大，因为其他各省份经常不能完成任务。

不得已，东北诸省只能自己“自力更生”。它们征收新税，开发官办屯田和军垦以支付各项费用，并特设了一种“随缺地”以补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1853年，政府不再向那些挖人参的关内汉人发放许可证，目的就是将人参销售的收入“据为己有”，以充当军费。作为“交换”，政府准许汉人经营的私营企业享有金银矿的开采权，但需要向官府缴纳一定的税金。

实际上，从1815年开始，政府就以同样方式准许采煤，且没有发生过麻烦。但是围绕开采黄金等贵金属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鉴于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亡命徒们越来越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取缔了对民间的黄金开采权。

但是，这些措施远不能创造一个安全的中俄边境，也不能做哪怕一次强大的——足以使穆拉维约夫犹豫不决，为政府赢得时间的——军事反制行动。

更何况，在统治阶层看来，征剿太平天国比防卫中俄边境重要得多。

一方面，或许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汉人可能有朝一日将他们赶出内地；另一方面，内地本身就是帝国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时，牺牲边缘地区也无可厚非。

当穆拉维约夫于1856年率领第三支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时，东北的地方政府根本无力阻拦，只得选择掩盖实情、回避应对。

此后，沙俄军队不断以“防范英法进攻”为借口，在这一地区自由行动。但现实的情况是，在穆拉维约夫此次出兵之前，克里米亚战争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在穆拉维约夫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时，沙俄政府在未通知清政府的前提下，单方面设立了“滨海省”的建制，管辖其在堪察加、库页岛以及黑龙江河口所占的广大土地，首府设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与此同时，沙俄更加积极推动本国移民迁入这一地区。

截止19世纪50年代末，黑龙江以北以及滨海地区，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俄罗斯化”的趋势——这些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们，不断建立新的城镇，还将大片林区开垦为耕地。

根据俄方的史料，这些地区的总人口约为2.4万人，黑龙江区为8370人，滨海区为15594人。其中6349人为俄国人，在黑龙江区者为2950人，在滨海地区者为3399人。

至于来自内地的汉人只有约2400人，约1500人在黑龙江区（主要在黑龙江—结雅河流域），约900人在滨海区。

截至1858年，已有4艘沙俄轮船在黑龙江水域定期航行。除此之外，俄海军从喀琅施塔得增派了7艘舰只，在毗邻蒙古与东北的俄方边境，驻有1.6万名俄军，配备40门火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龙江境内的八旗军始终未超过数千人，例如瑷珲虽建有“可容纳数千士兵的营房，却空无一人——连岗亭也无人值守”。

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俄、英、法三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新将注意力投向中国。不久，英法两国开始筹划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旨在推动欧洲商人依照西方惯例在中国沿海开展贸易”。

英法曾建议沙俄协同行动，但遭到了对方拒绝。不过，尽管俄罗斯人宣称“既不会使用武力也不胁迫中国”，却暗中计划借英法向清廷施压之机，在争取取得与英法同等的贸易权益的同时，重新划定中俄两国的边界。

为此，沙俄派遣普提雅廷赴华，试图在北京与清廷展开谈判，但清廷拒绝其入境。普提雅廷并未就此放弃，转而访问日本，在长崎为沙俄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后，乘船前往香港与英法等国的代表会合。

表面上，他保持中立、姿态温和，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局势，但也提出了缔约要求。他背地里向清廷递交照会，要求“割让黑龙江左岸以及乌苏里江右岸的领土”，并暗示“该要求已获得了英法等国的默许”。

在1858年天津谈判期间，普提雅廷更是将“关于割让黑龙江以及滨海领土”的关键要求完全瞒过英、法、美三国使节。

清廷则试图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别谈判的策略，无意中为普提雅廷的谋划创造了有利条件。实际上，这种外交策略使俄方获得了充当调停者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普提雅廷的一系列行动，激起了穆拉维约夫的强烈不满。他向清廷宣称，自己才是负责黑龙江问题的全权代表，普提雅廷的新职责仅限于调解清朝与英法等国的争端。

面对咄咄逼人的穆拉维约夫，早已乱了阵脚的清廷旋即任命曾于1851年参与《固勒扎条约》的拟定工作、现任黑龙江将军的奕山与之会晤，寻求解决方案。

1858年5月23日，二人在瑷珲展开了谈判，穆拉维约夫提出三项要求：

是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将当地清朝居民迁离出境；允许俄罗斯人在边境河流自由航行贸易，同时限制其他欧洲国家。

奕山坚决反对迁移居民，坚持黑龙江北岸百姓应永居原地且接受清廷管辖。对此，穆拉维约夫做出了些许让步，但要求尽快缔约，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

不得不说，奕山可谓压力山大。

一方面，南方正陷于太平天国之乱，而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大沽，直逼北京，此时绝不能再启战端；

另一方面，俄军已实际控制了黑龙江北岸，而清廷对俄方所求领土范围、地理远近以及《尼布楚条约》未定界等关键信息一无所知。或许在清廷眼中，东北不过是供给宫廷皮毛的狩猎之地，战略价值未被重视。

迫于内外交困，双方于5月28日签订了《瑷珲条约》。条约有满、蒙、俄文版本，要点如下：

首先，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被划为中俄共管区域，待两国后续协商划定具体的边界；其次，允许黑龙江左岸，主要分布在结雅河以南地区的清朝居民们，继续在当地生活，同时明确其依旧“归清政府管辖”。

不过话说回来，奕山在向咸丰呈递的奏折中，将这一条约解读为一项临时性安排，强调其仅是准许俄国人进行移民与贸易的权宜之计，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割让领土。

对此，清廷表示了认同。6月14日，咸丰批准了该条约，同时希望沙俄协助劝说“英法两国适当降低要价”。为了稳妥起见，奕山又在7月20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补充协定，重申“江北清朝居民不予迁移”。

几乎在同一时间，普提雅廷在天津与清廷展开了谈判，试图迫使清廷割让黑龙江领土，同时提出了“供应步枪、火炮和派遣军事教官”等交换条件。

6月13日，普提雅廷代表沙俄与清廷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为双边往来提供便利，增设对俄通商口岸；中俄两国将派出专员共同勘查此前未定边界，将勘定结果补入本约”，未具体提及黑龙江事务。

为了尽快落实《瑷珲条约》与《中俄天津条约》，同时在英、法、美等国代表抵京换约前提前划定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沙俄政府特意派遣年轻的伊格纳季耶夫为驻京的“政治代表”，统筹负责谈判事宜。

1859年3月，伊格纳季耶夫经陆路启程来华。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持续在乌苏里江流域开展勘察与移民活动。相关奏报纷至沓来，迅速引起了清廷警觉。

理藩院立即致信俄方，表示愿意接受海运送达的枪支，但要求改在库伦交货，似有意借此加强沿海防御。另外，尽管清廷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同时对沙俄军队侵犯乌苏里江沿岸领土的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当清廷最终认定，沙俄不仅意图维持黑龙江航行权，还计划沿松花江而上、渗入乌苏里江流域后，便断然拒绝批准《瑷珲条约》。

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

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军旗舰“鸻鸟”号被击毁，炮艇“茶华”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鸽鹅”号等多艘炮艇搁浅，大部分舰船丧失了战斗力，法军阵亡16人，军官1人；英军伤亡430人，海军司令贺布本人也受了重伤。

这一战果使清廷决策层信心大增，误以为俄军也参与了大沽口行动，故而强化了抵制沙俄领土要求的决心。

两天后，伊格纳季耶夫抵达北京。不过话说回来，他未能推动任何谈判进展。

受大沽口之战的鼓舞，咸丰的态度转为强硬。他罢免了奕山的职务，同时试图以“换人”的方式巩固边疆。然而，清廷依然延续旧有思维，禁止汉民迁居关外——殊不知移民实边，恰是保全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有效途径。

当黑龙江、吉林的地方官员们提议招募汉农迁居宁古塔、三姓、绥芬河及乌苏里江地区以阻俄渗透时，朝廷断然否决，仅决定动员当地采参人以及当地部落民众防卫滨海地区，同时照会穆拉维约夫，声明坚持《尼布楚条约》所定边界。

穆拉维约夫不为所动，因为沙俄政府已经授权他可以“在必要时出兵占领整个乌苏里江以及滨海地区”。

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停止在北京的谈判，前往上海与英、法、美三国使节会合。他试图效仿普提雅廷的策略，在列强与清廷之间扮演双面角色。

然而此时，英方已得知《瑷珲条约》的存在，并怀疑沙俄曾暗中支持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之战中取胜。

于是，伊格纳季耶夫转而游说英法联军，声称只有武力打击才能迫使清廷屈服。他计划待清方陷入困境时，以调停人身份介入，借英法炮舰胁迫中国满足俄国的领土与通商要求。

为此，他通过沙俄驻京传教士团取得了清廷内部的情报，并将这些一手消息透露给英国特使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以消除他们的疑虑。

凭借其情报网络，伊格纳季耶夫率先得知咸丰与大臣们已经逃往承德。他将这一关键情报告知英国代表额尔金与法国代表葛罗，最终赢得了信任，甚至将从圆明园缴获的四大箱外交文件统统转交给了他。

当英法联军驻扎在北京城外之际，伊格纳季耶夫却独自进入了北京城。焦头烂额的清廷官员请求他出面调停。

他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但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由恭亲王正式递交书面调停请求；第二，清廷不得对他隐瞒任何情报；第三，必须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情况紧急，恭亲王被迫全盘接受。10月18日，他如约向对方提交了书面请求。

然而，伊格纳季耶夫既未全力协助英法获取条约权益，也未帮助清廷降低联军要求。相反，成功诱使恭亲王相信英法支持俄方诉求，从而迫使清廷答应了自己提出的全部要求。甚至在11月6日联军撤离后，还公然威胁要召回英法军队。

总体而言，伊格纳季耶夫完美复制了“前辈”普提雅廷的套路，即“趁中国内乱之际，借助英法军事压力，以调停人身份介入谈判，迫使清廷割让俄军已实际控制的东北领土”。

与此同时，他始终将英法两国蒙在鼓里，同时又让清朝误以为联军支持沙俄的领土要求，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外交博弈。

当然，清廷在谈判中也并非一无所获。

俄方同意，原本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百姓可以继续在原地生活以及从事渔猎活动。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不再像《瑷珲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受清政府管辖，实际控制权已转入到了俄方手中。

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正式签订。

条约不仅全部承认沙俄在《瑷珲条约》中已获取的权益，批准并扩展了《天津条约》的内容、双方约定于1861年4月起，派遣专员共同勘定两国东北段的新边界，而新疆段的划界时间则暂未确定。

条约准许沿中俄东北边界全线进行免税的交易。在喀什噶尔，俄罗斯人获得了与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相同的贸易权利。

沙俄可以在库伦、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享有完全的外交平等权及对本国公民的治外法权。当然，清政府在沙俄也拥有对等权利。

第四，边境事务可通过恰克图与库伦当局之间，或是俄方阿穆尔区、滨海省军事总督与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之间，按平等原则进行通信。如遇重大事务，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可直接致函清军机处或理藩院。

第五，条约明确规定，其中关于中俄陆路边境的领土、外交以及商务约定，不适用与其他海上列强所签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

一言概之，沙俄几乎赢得了所有原本得到的所有权益。

可以说，清朝丧失了东北大片广袤而宝贵的领土，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未能认识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固守将汉人限制在内地的落后政策。

汲取了这一惨痛教训后，清廷逐渐将视野转向整个中国，前面开放门户，允许汉人移民前往帝国的其他边疆地区。

当然，尽管遭受领土损失，但清政府的努力也不应被全盘否定。在内有叛乱、外有列强压力的困境下，清朝不仅得以存续，其制度也得以基本维持。实际上，以当时的情况看，很难期望其取得更多成就。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晚清中国史”逐渐演变为了内地汉人迁徙、文化融合以及边疆“非汉”族群逐步融入“大中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