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74军：由哪些部队组建而成？

提起国民党中央军的五大主力部队，首推国民革命军第74军，堪称是精锐中的精锐，五大主力之首。就连其对手日本人都称之为“支那最恐怖军”、“三五部队”和“虎部队”。

国民革命军旗下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以及第74军，统称为国军五大主力此称号最早于1946年的军事整编会议上被提出，而第74军更是被誉为五大主力中的翘首之选。

五大主力，出身土木系第18军堪称被精心培育的结晶；新1军与新6军虽历经多次激战，实则是在印度兰姆迦训练营接受了美国的“武装”锻造；第5军则通过严格的训练脱颖而出；唯有第74军，是凭借刺刀与手榴弹，与日军浴血奋战，真正拼杀出来的。

这支英勇抗击日寇的铁军，自诞生之初，是否便得到了高层重视，配备了精良的装备，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并取得了赫赫战功？

否定之词显然，相较于中央军内那些历史悠久的精锐部队，第74军的组建相对较晚。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之际，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意识到，以师为战略单位难以与日军抗衡。同时，投入淞沪战场的部队多达六十余师，指挥调度亦显不便。鉴于此，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部分师级单位改编为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74军应运而生。

1937年9月1日，74军正式在淞沪战场成立，其编制源自51师（师长王耀武）与58师（师长初为俞济时，后因俞升任军长，由冯圣法接任）以及若干杂牌部队的合并组建。

第五十一师下辖第十五十一旅，由旅长周志道率领；第十五十三旅，则由旅长李天霞领军。

第五十八师下辖第174旅，由旅长吴继光指挥；同时，第172旅亦隶属于该师，由旅长何凌霄率领。

全军8团，21000余员。

第七十四军的组建，主要是在抗日战争烽火蔓延之际，根据扩军计划而成立。尽管军长俞济时因1932年一·二八上海之战在国民革命军中声名显赫，但第五十一师实则是在1936年8月由新编第十一师改编，并赋予新的代号而成军。尽管隶属于中央军系，却未曾赢得战功，亦未经过调整师的正规训练，可谓是嫡系中的非正规力量。

王耀武51师原为国民革命军补充第1旅。1931年，刘峙的侄儿刘夷在南昌创立了新编独立第十四旅，遂向刘峙索求一名团长人选。刘峙便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王耀武。

1933年6月，红军对宜黄发起围攻。我旅士兵英勇奋战，坚守城池长达24日。红军最终因力不从心而撤退。战后，王耀武因表现出色，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并被晋升为补充第1旅的旅长。

补充第1旅的基干部队由三个团组成，分别是保定编练处所创立的第4、第5、第6团。而第1、第2、第3团，鉴于其组建较早，便被划归中央军嫡系的第2师，进而组建了一个独立的补充旅，其番号为第2师补充旅。

补充旅，顾名思义，旨在为正规军提供兵源补充。追溯至1933年，保定编练处组建这些部队的初衷，确实是为了充当补充兵的角色。彼时，正值长城抗战之际，中央军第2师、第25师、第83师等部队在前线激烈作战，兵员损失惨重。

蒋介石随即下达命令，指示韩复榘等北方地区实力派将领向战场输送增援兵力，并同步征召新兵以弥补兵员缺口。鉴于当时北方散落着众多原西北军的老兵，保定编练处迅速集结起了一支队伍。

兵力充实后，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亦纷纷加入，同时，相应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补充。1934年9月，红10军团的寻淮洲部队从赣东北地区向浙西进发。王耀武所补充的第1旅在黄山谭家桥成功拦截了红军的主力部队。经过一番激战，红10军团副总指挥兼红19师师长寻淮洲不幸英勇牺牲，总指挥方志敏亦身负重伤而被俘，红10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而时任红10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则率领部下成功从包围圈中突破重围。

1936年6月，原补充第1旅正式晋升为新编第11师。同年8月，该师再次变更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51师。至1937年，一个陕西保安团被调入，使得51师转变为2旅4团的编制。下辖的151旅包括301团和302团，而153旅则由305团和306团组成，其中305团正是之前调入的陕西保安团。

俞济时所率领的第58师，其根源可追溯至最初的北洋军降将，其渊源颇为错综复杂。1927年，随着北洋军大势已去，时任山东军阀张宗昌麾下的大将、褚玉璞参谋长陈耀汉，率领部分北洋军部队向蒋介石属下的安徽军阀、第37军军长陈调元投降。

陈耀汉部投身于讨伐桂系战争，由此荣获新编第26师的番号。1931年，蒋介石开始着手削减陈调元的军事实力，将新编第26师改编为丙种师第58师，采用2旅4团的编制，从而使其得以摆脱陈调元的节制，转驻河南商城。

紧随其后，第58师投入到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及红25军的围剿行动中。鉴于自身所属杂牌军身份，陈耀汉深知保住军权的重要性，因此在与红军交战之际，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保留实力，使得所属部队得以幸免于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地区成功会师，随即决定重返湘鄂边，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击溃湘西军阀陈渠珍及其麾下的独立第34旅罗启疆部后，我军在湘鄂边地区稳固了阵脚。然而，湖北军阀、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徐源泉深感忧虑，担心红军会借此机会向湖北扩张，威胁到洪湖老苏区的安全。为此，他迅速调动了自己的嫡系部队第10军，以及受其节制下的第34、44、58师等部队，全力应对红二、六军团。

湖南军阀何键亦全力协作，与另一股势力联手，汇集了八个师、四个旅以及四个保安团，兵力总计近十万之众，分六路对刚刚成立不久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猛攻。在国民党军队的压迫之下，红二、六军团不得不连连撤退，原本仅存的两个县城——大庸、桑植，以及省委的所在地卧塔，亦相继陷落。

贺龙、萧克等将领鉴于根据地已遭失守，遂召集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在鄂西地区另辟新根据地。此时，陈耀汉纵队（下辖第58师及暂编第4旅）刚刚占领桑植县城，对红军的部署变动一无所知，正分三路追击红军。然而，他们未曾料想，竟然与红军正面遭遇。

1935年4月12日傍晚五时，陈耀汉纵队中路第58师172旅的侦察部队与红军先头部队在陈家河附近（陈家河坐落于桑植县城西六十里处，至今仍为湘西地区的关键交通要道，红二、六军团北撤的路线亦途经此地）发生了遭遇。第172旅旅长李延龄急切求战，不等部队完全集结，于13日凌晨便率领一支刚刚组建的步兵营，向红军的阵地发起了猛攻。

此刻，红军主力尚未尽数抵达，阵地之上由红二军团的部队把守。经过一场激战，至13日午后四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六军团各部已成功集结，萧克、王震亲自指挥部队从山顶阵地奋勇冲下，对敌军展开了猛烈的全面进攻。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第172旅全军覆没，第343团团长王斌瑞不幸于激战中英勇捐躯，第344团团长孙芳兰不幸被俘，旅长李延龄亦在战斗中遭到红军的致命打击。

陈耀汉亲自率领第58师直属部队、第174旅旅部及第348团，组成总预备队，闻悉李延龄发出的接敌电报后，即刻急驰陈家河镇以提供增援。行进途中，不幸获悉第172旅已被全歼，而位于右翼的第347团及新兵营亦已遭遇重创，陷入溃败之境。

陈耀汉率领其部队迅速南撤，意图与驻扎于卧塔的第26师郭汝栋部会合。当部队行进至陈家河以南八十公里处的桃子溪时，遂停下脚步稍作休整。然而，萧克的部队紧随其后，突然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陈耀汉此刻毫无防备，红军的突然袭击瞬间令他阵脚大乱。激战至晚上八时有余，国民党军遭受重创，伤亡惨烈。在陈家河与桃子溪的两次激战中，红二、六军团共击溃国民党军第58师下辖的三个步兵旅及一个山炮营，缴获枪械两千余支，山炮两门。战后，第58师残部加上被红军释放的俘虏，兵力仅余五千余人。

蒋介石以指挥作战不力为由，对陈耀汉予以撤职处分，随即委派其浙江同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俞济时接任第58师的师长之职。俞济时率领三支浙江保安团，重新编组为新的172旅，而原第58师的剩余官兵则被整合为第174旅。至此，第58师，这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杂牌军，终成正果，蜕变为当之无愧的中央军，日后更成长为74军的中坚力量。

施中诚的第57师成立于1930年，该师由原第46师（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的部分部队以及山东警备旅（原属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分支）合并组建而成。1935年，中央军着手实施整军改革，陈诚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他精心策划了对十个师的整编工作，并统一了武器装备的分配，这一举措被称作“调整师”。在这些师中，绝大多数源自中央军的嫡系部队，然而，为了兼顾所谓的“杂牌军”，特意保留了一个师的名额，分配给了中央军的旁系部队。鉴于第57师早期便投靠了蒋介石，且与陈诚关系密切，因此它荣幸地成为了首批进行调整的师级单位之一。

第57师的战斗力堪称出色，自全面抗战初期便与日军展开了数场激战。历经武汉会战，该师正式调入第74军序列。

编入第74军序列的第57师，正值王耀武执掌军务之际。王耀武擅长识人善任，充分调动了第57师的作战潜能，尤其在高等战役中，该师展现出卓越的战斗力，表现出色。

1940年，王耀武举荐施中诚担任第100军副军长一职，而黄埔一期毕业生余程万则接替了57师师长之位。自此，74军下辖的三个师均落入黄埔系将领之手。

自参与抗战以来，第57师所经历的最惨烈一役，非1943年11月的常德保卫战莫属。在那场激战中，余成万将军率领以57师为核心的部队，在常德坚守了长达16个昼夜，对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然而，我方除师长余程万率领数百勇士成功突围外，其余约8000名战士几乎全部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