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江青

杨银禄回忆编

编者按：江青女士素以严谨的保密意识著称。1970年夏日，党的重要会议于江西庐山召开，期间……九届二中全会乃由毛泽东所倡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规定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与议题必须严格保密，甚至秘书亦不得泄露丝毫。本篇文字系根据江青的卫士杨银禄的回忆编纂整理而成。

周恩来、蓬皮杜、江青

1970年8月18日下午，江青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时，打铃叫我（杨银禄，曾为毛主席卫士，服务长达19年，文革后为江青秘书，下同）。我进去以后，她放下手中的文件，不紧不慢地对我说：“小杨，你现在马上召集我这里的工作人员开一次紧急会议，就说两天以后要到外地去。去干什么？我不能说。到哪里去？我不能说。什么时间走？我也不能说。但是，你们要作好立即要出发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带电影片，不要带书籍，不要带录音机、录音带，要带上我的夹大衣、小大衣和薄的毛衣。

即便时下正值酷暑盛夏，我们所抵达的那片土地，刚一落地，便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炎热。然而，随着脚步的深入，气温却逐渐变得宜人，夜幕降临，甚至需添上被褥，而在白日里，偶尔还得穿上轻薄的毛衣。至于这究竟是个何方神圣之地，就请诸君自行揣摩，切莫轻言，亦不可随意询问。按照指示所需，一切准备皆须隐秘进行，对外界切勿透露半点风声。我的行踪绝不允许泄露，一旦有人泄露秘密，必将严惩不贷。

请务必于明日下午四点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一旦准备就绪，即刻向我汇报，随后请耐心等待出发的通知。我话已至此，请您即刻着手办理。她再次重申：“务必在准备完毕后立即向我报告！”离开江青的办公室，我前往门口的值班室，请求王振荣通知警卫、护士、厨师、司机以及值班人员至小会客室召开会议。人员集结完毕后，我将江青的指示和要求向众人传达，并要求大家迅速行动，各尽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所有准备工作在明天下午三点前完成。届时，我将准时向江青同志汇报。

同志们均熟悉保密规定，会议中无人多言，会后各自忙碌准备。午后两小时，晚间四小时，准备工作大致完成。翌日上午，我们逐一细致地检查核对所需物品，至中午便一切就绪。下午约一点，江青起床后至办公室，铃响唤我，询问准备情况。我答：“正加紧准备，即刻完成。”她回应：“那好，你去忙吧。”我们已然准备妥当，我为何还要告诉她仍在准备中呢？

首先，担忧她可能指责我们工作态度不端正，毕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难免会引发她的疑虑。

“江青同志，您外出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请问还有何特别指示？”江青回应道：“很好，从此刻起，你必须始终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接收出发的指令。”当她提到需要等待出发指令时，我立刻推测党中央可能即将在不久的将来，于某个地点召开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鉴于保密要求，我并未将这一猜想告知任何人。

一踏入办公室，周恩来总理便来电询问，语气温和地关心道：“江青同志近几日休息得可好？精神状态如何？”我回应道：“挺好的。”总理接着说：“请转告江青同志，明日上午八时需前往西郊机场登机，与她同行的还有文元和法宪两位同志。我已经就飞行安全问题向法宪同志做了妥善交代，请江青同志安心。你已清楚了吗？”我确认道：“明白了。”

“让大周、小周、小许、老程以及司机一同前往，门口的两位年轻同志也请一同前往。”

您来定这两位的名单即可。当然了，您是必须一同前往的。”她稍作停顿，接着道：“今晚我不再去看电影，打会儿扑克即可，以便能早点休息。明天得早起，毕竟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大家也都早点休息，若是明天早晨6点半我尚未醒来，请小周提醒我。”到了20日的早晨6点，无论是外出还是留守的同事，都纷纷起床，车辆也已调度妥当，我们整装待发。

六点半时分，江青尚未响起铃声，护士小周轻盈地走进她的卧室，见她正沉睡。按照她的要求，小周还是将她唤醒。江青醒来后立刻询问：“我是否睡过头了？快帮我漱口、用餐，我们要立刻出发。”小周回应：“您并未迟到，现在才六点半，不必急。”江青点头道：“那就这样。”待她完成刷牙漱口及用餐，时间已到了七点十分。

鉴于钓鱼台与西郊机场的邻近位置，若交通无阻，仅需15分钟车程即可抵达。我们于7点20分从钓鱼台出发，7点40分便顺利抵达了机场。抵达后，未及至候机室稍作休息，我们直接前往了停机坪。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他们二人热情地走上前来与江青握手。姚文元关切地询问：“江青同志，昨晚休息得可好？”江青愉快地回应：“很好，如果不是她们叫醒我，差点误了时间。”一番交谈后，他们便一同登上了飞机。

江青位居首列，姚文元居中，吴法宪排在末尾。登机后，一名笑容可掬的乘务员引领他们步入头等舱。头等舱内设施齐全，设有舒适的沙发、扶手椅、办公桌以及床铺。他们于沙发上品茗闲聊，交谈了约十几分钟后，姚文元与吴法宪起身，打算返回二等舱，以便让江青稍作休息。吴法宪言道：“江青同志今日早起，不妨先休息片刻。若有需要，只需呼唤我们，即刻便至。”江青未动身，仅淡淡回应：“你们去吧。”姚文元先行，吴法宪紧随其后。

姚步出舱门，而吴尚滞留门外，江青便询问：“法宪同志，抵达目的地还需飞行多久？”吴回应道：“大概三个小时。”话音刚落，他也踏入二等舱。江青打了个呵欠，准备上床小憩。我与大周随即返回至后舱。不久，小周也加入我们，告知江青已在床上安顿。飞行近两小时后，从机舱往下望去，山峦连绵，河流如丝带般蜿蜒于山脚。小周观赏之余，好奇地问：“老杨，我们今天究竟要去哪儿？”我答道：“不清楚。”她继续追问：“现在是不是接近峨眉山了？你看那片大山！”我表示：“恐怕不是，峨眉山位于四川省，距离北京甚远，两小时之内怕是飞不到。”

经过三小时的空中旅程，航班缓缓降低高度，不久便稳稳降落。从机舱内望去，我们便看到了候机楼上方那几个显眼的红色大字：“安庆机场”。当飞机缓缓滑行时，小周好奇地询问我：“老杨，这是什么地方？”我回答：“这是安徽省的安庆市。”他又问：“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我回答：“目前还不确定，可能是庐山。稍等片刻自有分晓。”随后，江青、姚文元、吴法宪等一行人走出机舱，并未进入候机室休息，而是直接登上了一架苏联制造的安-24型轻型客机，不久便再次升空。飞机飞行高度较低，掠过宽阔的长江，不久便抵达了九江机场。飞机平稳降落，江、姚、吴三人步出机舱。吴法宪对江青和姚文元说：“你们先走，我还要在此等候其他几架飞机的到来。”

江青言道：“那就这样吧，我们先告辞了。”从她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颇为客气。九江的气温高得令人窒息，毫无一丝风息，让人感到难以呼吸。我注意到停机坪周围聚集了众多迎接自北京而来的客人，其中不少面孔我颇为熟悉，他们大多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员、服务人员以及司机等。

江青的坐车是苏制吉姆轿车，队伍前方由一辆开道车引领，两侧各有一辆随车和一辆机动车相伴。大周与小周登上主车，其余工作人员则分别乘坐开道车、随车及机动车。车辆穿行于绿意盎然的花草树木间的大道，蜿蜒曲折，不多时便觉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继而过了一道拱门式的大隧道，便抵达了牯岭街。江青居住之地，曾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旧居——美庐。毛泽东过往访庐山时亦曾入住此处，此次特地将之让予江青独享，而他自己则搬至脂红路175号居住。

自从江青攀上山顶，心情格外舒畅，浑身轻松。安置妥当后，她笑容满面地向我提出：“麻烦你请邬处长过来，我有事要问他。”所说的邬处长，即是中央警卫处的处长邬吉成。邬处长抵达后，急切地询问：“江青同志，您找我有何吩咐？”我解释道：“今天您不必过分拘谨，江青同志心情不错，非常开心。”江青见到邬处长，便直接问道：“主席是否已经上山了？”邬处长答道：“尚未接到主席上山的消息。”江青随即指示：“那么你现在就即刻驱车下山前往九江，向吴法宪询问主席上山的准确时间。同时，务必特别留意主席的安全。”邬处长刚刚动身，警卫值班室便来电告知，主席已上山，且正在水库游泳。我将此消息告知江青，她感慨道：“邬处长和我们一同登山，现在又要他下山处理，他真是太辛苦了。”如此体贴的话语，我前所未闻。

当天午后，江青在姚文元的陪同下莅临了仙人洞。她喜悦地向姚文元及其工作人员详细解说，关于她的“仙人洞”摄影技巧，包括摄像机所架设的具体位置，以及光圈与快门速度的设定。我们的工作人员亦在“纵览云飞”处的一块巨型悬石上，留下一张合影。至21日，江青与姚文元一同前往含鄱口，并对汉阳峰进行了拍摄。

22日的清晨，江青唤醒我后，面带微笑地对我说：“小杨，请帮我寻来几块质地柔软的木板以及一盒粗大的针。今日，我打算去捕捉蝴蝶与蜻蜓。庐山之地的蝴蝶与蜻蜓，体型与北方的大相径庭，这里的蝴蝶体型硕大、品种繁多，尤为引人注目。我意欲制作蝴蝶与蜻蜓的标本。研究昆虫实为一件乐趣无穷的差事，它不仅能够转移注意力，锻炼身体，还能丰富我的知识。”

午后，江青召集警卫、护士、秘书以及服务人员，一同前往她住所后方的山林，开始了捕捉蝴蝶与蜻蜓的户外活动。此处林深竹茂，花草繁盛，空气清新宜人。江青与工作人员将捕获的蝴蝶与蜻蜓逐一铺展于木板上，以大头针细致地固定。在制作标本的过程中，她一边讲解道：“这名为玉带凤蝶，你们可观察其翅膀下方那两条飘逸的飘带。那是一只黑蝶，其翅膀色彩红白交织，此蝶较为罕见。大家不妨来看，这只红蜻蜓的姿态真是可爱至极。这些昆虫，我大多能准确命名，且曾查阅过昆虫学词典。”

在北京启程的前夕，她特地让我觅得一本昆虫词典，放置于她的办公室。我留意到，她确实翻阅过此书。办公室的木板上陈列着十几只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色彩缤纷的蝴蝶与蜻蜓。这些她所获得的“战果”，曾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等人所鉴赏，她亦自豪地向他们逐一详述每只蝴蝶的名称及其独特之处。

1970年8月25日清晨，张春桥来电询问：“江青同志已起床否？若已醒来，我想前往贵处，有一要事需与她商谈。”我回应：“江青同志已起床，我将立即告知她。”张春桥紧迫地催促：“请速去通报，无论结果如何，务必通知我。我正等待您的回复，请尽快。”张春桥性格本较内敛，平时言辞不多，非遇急事不会如此焦急。挂断电话后，我立刻前往江青的办公室进行汇报。

我告知：“春桥同志刚刚来电，声称有紧急事务希望与您面谈。”江青听闻后立刻回应：“请他立刻前来，他显然有急迫之事。”我正准备前往办公室拨回电话给张春桥，江青却说道：“为了不浪费宝贵时间，就用我的电话直接回复张春桥同志吧。”

电话与张春桥的通话结束后，我即刻步至走廊，预备迎接他的到来。不久，张春桥急匆匆地赶到，一见到我便热情地伸出手来与我相握，并开口道：“多谢你了。”

平日里，张春桥鲜少与工作人员交谈，然而今日却显得格外谦逊。我领他进入江青的办公室后便离开了，不知他们之间究竟讨论了何事。约半小时后，张春桥离去。随后，江青敲响了铃铛，示意我入内。

“江青同志，确实是递交给您了。”我边说边四处寻找，很快就在文件夹中找到了那份简报。

江青同志，这正是。”我指向那份简报道，“王良恩同志方才来电，言称需将此简报收回。”江青目睹简报后，情绪显得稍微平复。她指示：“请你代为回电良恩同志，告知我尚未审阅，待阅毕后再行归还。”

她自语道：“恐怕是有人心虚了。”转身对我道：“你去给总理打个电话，若他有空的话，我便去总理那里一趟。”我应道：“好的，我现在就去给总理打电话。”话音刚落，我便步履匆匆地向外走去。她也迈步前行，意图前往院子中散步，同时耐心等待总理的电话到来。

返身步入我的办公室，我即刻拨通了总理秘书钱嘉栋同志的电话。片刻过后，钱嘉栋的电话铃声响起，他回应道：“总理指示，请江青同志即刻前来。”挂断电话后，我匆匆奔向大院，向江青报告道：“小高那处，请您立即前往。”警卫员大周也恰巧在场。江青闻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迅速登车离去。

约莫15分钟后，大周来电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主席没有邀请江青同志前来吧？主席即将休息，她为何会被召见？今天我们恐怕难以避免被批评，你对她也并不陌生，今天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我问道：“她怎么竟然去了主席那里？据说是总理邀请了江青同志。难道不是小高那边邀请的吗？若真是主席亲自邀请，我定会说成是老高那边邀请的。”大周回应：“电话里确实难以说清，待会儿我们回来后再详谈。现在，我们只需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可。”

高振普是周总理的贴身卫士，江青与他甚是熟络，常以“小高”称呼他。而主席的秘书名叫高碧岑，江青对他同样熟悉，亦以“老高”相称。一般情况下，若江青听到“小高那里请您去”的指示，便会明白是总理邀请她；若是“老高那里请您去”，则意味着主席的召唤。如此安排从未出错。然而，今日情形却有所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挂断电话后，我内心充满了恐惧与懊悔。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决定坦白相告，绝不能谎称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我承认自己并未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告知了“小高那里”，这导致表述不够清晰，这才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不再多做辩解，只能顺其自然，听候命运的安排。

“江青同志已前往主席处，她归来后，我会立即转告。”钱秘书点头道：“明白了，我会将情况告知总理。”

电话刚一挂断，我便听到了院子里汽车的驶入声，江青同志已返家。我赶紧下楼，小心翼翼地询问：“江青同志，您回来了吗？”同时，我留意她的情绪，发现她并无不悦之色，反而显得格外得意，这实属令人费解。

她喜形于色地询问：“您回来了，总理可曾来电？”我回应道：“是的，总理刚有来电，他催促您尽快前往，等候已久。”她点头应道：“好的，我这就动身。”她未进楼内，直接前往总理的住所。江青与总理的居所相距不远，仅隔一条宽阔的马路，乘坐汽车仅需两三分钟即可抵达。

江青自从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归来，依旧保持着那份喜悦的神情，始终未曾提及那桩令人费解的拜访主席之举。

26日晚间，江青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四人召集至其居所，向他们传达了相关事宜。四人离去之后，江青显露出胜利者的喜悦。此后，她未曾再提及那件让我心有余悸的事件，直至1973年6月11日，她将我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并将我驱逐出钓鱼台，亦未再提及此事。

时光荏苒，那桩往事已沉淀35载，我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团。近期，我翻阅了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文献，其中收录了上海市委前任书记徐景贤的言论。《十年一梦》书，谜底揭晓。

徐景贤回忆道：“那日（26日）的夜晚，我们齐聚于王洪文的居所客厅，共同分享各自外出活动的经历。大约到了晚上9点时分，一名身着军装的工作人员悄然步入，将王洪文与我唤至客厅之外，低声说道：‘首长有请，已备好车辆在门外等候。’……”

踏入客厅，映入眼帘的是张春桥与姚文元二人早已落座。相较于前日，张春桥的神色明显轻松许多。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至对面沙发落座，并告知，“稍后江青同志将亲自接见你们”。片刻之后，江青步履轻盈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江青独断地说：“那日25晨，春桥告知我有一紧急事项相商，他所携带的华北组简报，正是源自诸位之手，而他自用的版本则是后来方得。虽然简报已先行送达，但我尚未得暇细读。我们三人仔细研讨了简报内容，深感形势严峻，遂计划一同拜访总理。然而，上车之后，却不知是何缘故，车子竟直接驶往了主席的居所。”……

主席于那日正欲就寝。众所周知，主席惯于夜间办公，日间则休憩。张春桥随声附和道：“没错，那日情形甚是狼狈。主席正于床榻上脱下袜子，打算安歇，突然被我们请醒。”江青边比划边咯咯而笑：“我急忙向主席报告，告诉他形势危急，有人要找麻烦了！”

主席起初颇感困惑，他对华北组竟然会发布如此一期简报毫无所知。江青说着，便伸手探入她那件浅灰色的上装内襟口袋，取出一份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印刷品，将它摊开在手心，不禁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喏，这正是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偏不，声称找不到了，打算保留下来仔细研读。真厉害啊！这可是野心家、阴谋家的铁证，两顶大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已将所有文件悉数上交。江青同志的这一份，堪称世间仅存的一份孤本。”姚文元在一旁补充道，“诸位需明白，陈夫子身后，还有众多武装力量在支持着他！”

江青刻意将语调放低，刻意营造出一股神秘而庄重的氛围，她语气凝重地说：“他们竟然让陈夫子整理了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言论摘要，并将这些语录分发给每一位手持枪杆子的同志。”

24日，众人纷纷化身宣讲者，奔赴各个小组进行宣讲。由此看来，问题并非仅限于华北组，其他小组亦同样陷入混乱。鉴于此，主席果断决定暂停会议。

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会有办法处理的。’”从以上徐景贤的回忆可以看出，江青和毛泽东不期而遇后不但没有指责我们反而很高兴，一是主席对江青不请示、不打招呼就跑来了没有批评；二是江青的话引起了主席的注意和警觉；三是主席给江青透露出要休会，要对“几条枪杆子”进行批评；四是江青知道她要去的地方是到周总理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汽车开到了主席那里，没想到收获很大，意外地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歪打正着了。

自江青从毛主席那里返回，她的神色中既流露出“春风得意”的愉悦，又不免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微妙。她睡眠质量提升，饭量增加，头晕和虚汗的困扰也消失了，脾气也变得温和许多，简直像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27日下午，江青自起床后，便来到办公室审阅文件，约莫停留了十分钟，随即唤我过去。我步入办公室，她语气中带着几分客气，邀请道：“请坐。”我不禁心想：“今日她何以如此客气？竟然从她口中说出‘请’字，实属难得。”

落座之后，她轻声说道：“近期我心情颇为沉重，遭遇了不少令我进退维谷的困扰，却又不便与你们细说。以叶群同志为例，她犯了过错，屡次三番请求我向主席求情。身为副主席、副统帅的妻子，若不为其美言，又恐林副主席心生不悦；若应允了，却又担心主席会怀疑我们之间有所瓜葛，日后难以解释、洗清。

此事确实让我倍感棘手，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去见她，想听听她究竟有何要言。尽管她嘴上声称颇为踌躇，但透过她的神态，我能感受到她内心深处实则颇为欣喜。

众所周知，江青与林彪、叶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存在互相吹捧与利用，亦不乏猜疑与排斥。当叶群遭遇不幸时，江青的喜悦自是不言而喻。言罢，江青迅速起身，道：“说不定下午叶群同志便会寻我而来，你且出去守候。若她至，便来告知，我再行决定是否相见。去吧。”

仿佛事先已有默契，江青办公室的门刚在我身后关闭，大约十分钟后，叶群便匆匆赶来请求见江青。我推测，她们可能早已商定好了会面的时间。否则，若非江青的首肯，叶群断不敢擅自造访。

江青的办公区域旁设有一条隐蔽的走道，走道中摆放着几把舒适的藤椅和几张茶几。我以礼相待，对叶群说道：“请您在此稍作等候，我将去告知江青同志。”叶群关切地询问：“江青同志休息得可好？精神状态如何？身体状况怎样？”我回应道：“都很好。”叶群每次来访江青，对待我们工作人员都十分和善，我们深知这是因江青的缘故，因此，我们也对她以礼相待。

此外，她还是林副主席的配偶，中央政治局的一员。叶群语气诚恳地说：“请杨秘书转达，我想恳请江青同志能抽空与我见面。作为秘书，您对许多情况都了如指掌，我并不介意您觉得这有些唐突。我此次求见，实是希望得到江青同志的批评与指导。非常感谢，杨秘书。”

我说：“叶主任，无需拘谨，我将前去向江青同志报告，请您在此稍候片刻。”踏入江青的办公室，我见她正安坐于沙发上，双目紧闭，唇角微微颤动。我向她汇报：“叶群同志特地来此，希望见到您。”她闻言，沉默了片刻。经过大约五分钟的等待，她终于开口道：“叶群这号人啊，嗯，不多说了。”

稍作迟疑，她起身开口道：“时间已无需过多拘泥，决定予以接见，就请她进来吧。”她迟迟未曾同意会见，显然是在有意摆出架子，既向叶群示威，也在向我炫耀。她的言外之意便是：此番叶群主动求见，而非我邀约，让她先行候着，好让她亲自体验一番因犯错而引发的失意与挫败。

她们二人相见，我便立刻抽身退去。大约半小时后，会面落下帷幕，江青按响了铃铛，示意我负责送客。目送她们两人肩并肩、手挽手，洋溢着喜悦之情，一同步出办公室。

于走廊之中，我耳闻叶群对江青言道：“江青同志今日与我相见，令我深感感动，您对我的关照，我将铭记于心，终身难忘。”江青回应道：“请你转达我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叶群以惯常的姿态低头鞠躬，诚恳地说：“定当如此，多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珍重身体。您的安康，便是我们的福分。”

送走叶群后，江青再次召唤我。我步入她的办公室，只见她兴奋地对我说：“叶群同志如此机智过人，却在多年跟随林副主席工作和受其影响的过程中，竟也中了陈伯达的诡计！这恐怕不只是受骗那么简单吧？哈哈，即便是她，也有犯错的时候。”江青稍作沉思后继续说：“关于我会见叶群同志的事以及我刚才所说的话，你必须对任何人保密，这是严格的纪律，你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我回应道。

陈伯达

九届二中全会于9月6日圆满落幕。当日晚间，叶群来电告知：“杨秘书，恳请转达江青同志，林彪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并望江青同志保养好身体。他特命我及永胜、法宪、作鹏、会作诸位一同前去看望江青同志。若江青同志精神充沛且时间允许，我们即刻便启程探望。”

“江青同志吩咐，请你们即刻前来。”叶群听后，高兴地回应：“感谢江青同志，也感谢杨秘书。”

约莫晚上八点钟，叶群携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将”抵达江青的居所。江青见到他们，立刻起身，兴奋地与他们握手，热情地邀请他们入座，那份喜悦仿佛久违的战友再次相逢。江青说道：“林副主席身体有所不适，原计划我打算亲自前去看望，但林副主席提及你们即将前来，我便决定留在家中。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林副主席，亦感谢各位的到访。”叶群言辞得体。她补充道：“若林彪同志得知江青同志有意探望，必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理应是我们来拜访您。

一方面，我们即将与江青同志进行告别，另一方面，仅剩一两天我们便将告别山间，踏上归途。

次之，在于认真听取并采纳江青同志的批评与指导。近期在会议上，我们不幸中了陈伯达的计策，犯了过失。林彪同志屡次对我们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我们思维过于单纯，情绪激动，产生了不良影响，未能贯彻主席的长期教诲，亦对江青同志有所亏欠。林彪同志强调我们必须向江青同志认真学习，并向她诚恳道歉，同时也恳请江青同志能够宽恕我们。

江青微笑着说道：“叶群同志，您的言辞未免过于夸张，显得有些外客之意。对于这次所犯的错误，我心中同样感到痛心，滋味并不好受。我们同属一条战壕的战友，共同奋战。此事由陈夫子一手策划，他与春桥、文元同志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不过是一场文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他们利用了我们，而我们未能及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以致被他蒙蔽。我们不应再受其误导，吸取教训便是。”

“林彪同志曾言，江青同志于关键时刻总能伸出援手，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她时常为我美言，劝导我，因此，我特地邀请这四位同志一同前来，向江青同志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江青同志胸怀宽广，包容万物，她非但未对我们有所责备，反而以热情的鼓励激励我们改正过错，继续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此刻，叶群转过脸，对他们四位严肃地说：“你们务必铭记今晚江青同志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他们齐声回应：“遵命。”江青听闻此言，心中倍感欣慰。

她言道：“我们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忠实小学生，我们应当更加紧密地跟随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脚步。紧随他们的教诲，便能减少犯错，甚至免于犯错。我始终如一地遵循主席的指示行事，因此很少偏离正确的道路。”

她对黄、吴、李、邱说道：“此次你们轻信了陈夫子之言，未听从主席的教诲，故而犯了错误。今后，主席不会对此事耿耿于怀，你们需吸取教训，今后只需听从主席的指导即可。”他们闻言，纷纷点头表示认同。叶群觉得谈话已至尾声，夜色渐深，便起身说道：“我们谈论的时间已经不短，不宜再打扰江青同志休息。”江青却故意摆出一副架子，回应道：“小杨，麻烦你代我送送他们。”

据相关资料记载，江青转过身来，对黄、吴、李、邱等人严肃说道：“你们这次竟听信了陈夫子之言，违背了我的指示，这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自今往后，我定当将此事淡然处之，绝不再将诸位视作陌路之人。只需牢记，‘只需听从主席的指示即可。’需更正的是：她并未言及“若不听从我的话”，而是强调“若不听从主席的教诲”；她未曾表示“我自不会将此事放在心上”，实则应是“主席自不会将此事放在心上”；她未说“你们只需听从我的话”，而是明确“你们只需听从主席的话”；至于“决不把你们当外人”一语，她亦未曾提及。

纵使江青狂傲自满，目空一切，她的骄傲也绝不会过分至此。她始终将毛主席视为唯一的真理化身，唯一的坚定支持者，唯一的坚实后盾，绝不敢自视过高，僭越于毛主席之上。我亲自见证了那次会面，在场的情形中，江青未曾自称“我”，而是始终以“主席”自称。以下，我将对此加以阐述，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若不加以澄清，恐与事实有所出入。